智齿到底要不要拔?******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张青梅 通讯员于洋、刘琪莎)很多人都有智齿,长了智齿要不要拔?哪些情况需要拔?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口腔科主任钟凡表示,四种情况需要拔除。
据介绍,智齿位于口腔内最里面,从大门牙往里数第八颗。它的个数和萌出情况因人而异,大多数人有上下左右对称的4颗牙,但有些人的智齿少于4颗甚至没有,很少人有多于4颗的智齿。它们通常在人18岁-23岁时萌出,而有些则只能部分萌出或完全不能萌出。
由于我们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导致容纳牙齿的下颌骨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无法为智齿的萌出提供足够的空间。为了萌出,没有生长空间的智齿会错位阻生、异位萌出。
有些人的智齿因为萌出位置够,所以会正位长出来并像其他牙齿一样建立咬合,用起来像其他牙一样,这样的智齿可以保留。
有些人的智齿可能一生都不会萌出,也没有引起其他症状,这样的智齿我们只能花费时间去观察,可以暂不处理。
但是出现以下四种情况要重视——
冠周炎及间隙感染
阻生的智齿未完全萌出,与覆盖的牙龈之间形成空隙,藏污纳垢不易清洁。
当身体抵抗力低下时会导致牙龈发炎、流脓,严重炎症会流向各个间隙导致疼痛、面部肿胀,此时需要先消炎,待炎症消除后再拔除“惹祸”的智齿。
龋病、牙髓炎或牙周炎
没有位置优势的智齿自身容易发生蛀牙并进展为牙髓炎导致剧烈疼痛。
智齿向前倾斜萌出,与前面的大牙形成空隙导致食物嵌塞,从而导致大牙龋坏、牙髓炎及牙周炎。
此外智齿向前倾斜萌出的力量可能导致前面大牙的牙根吸收,这些情况最终导致牙齿损坏甚至不能保留。当有这种情况发生时,智齿需要拔除。
牙列拥挤
为了争夺萌出空间,智齿通常会挤压前面的牙齿,从而导致牙列不齐,牙列拥挤,影响美观。
而且智齿的萌出会导致牙列拥挤的复发,影响正畸治疗的效果。为此,通常需要拔除多余的智齿,以纠正牙列拥挤。
其他疾病
有时智齿形成异常的咬合状态,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
此外由于反复发作的智齿冠周炎,可能会引起颌骨骨髓炎,导致骨头缺损。
而且,由于智齿周围天生存在一层“外衣”,这层“外衣”会因为外界的刺激从而出现颌骨囊性病变,这些都会给人们带来不适及生活的不便。
为此,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需及时就医并对症治疗。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